宜兴窑仿时大彬款诗句壶(清)

    印款是指在紫砂壶坯上施加印文。一件紫砂作品多为一人独立完成，作者多用印记来表明，这与历史上其他的陶瓷艺术品有所不同，而与中国古代书画十分相似。与刻款相比，用印章有许多优点，如艺人不擅书法，请人刻一方印，可用很多次，生次印记肯定是一样的；在壶上用印，方便易行，比在壶上刻款快得多，宜于批量生产。所以在清代初期，印款取代了刻款。但有些制壶名家书法较好，则刻款与印章并用。

   印款是作者的署名，也是紫砂壶不可或缺的艺术装饰。制壶高手的印章，一般是篆刻名家所刻，如陈曼生为杨彭年治印，吴大经为黄玉麟冶印，潘稚亮为王寅春、裴石发治印等。一般艺人请刻章艺人冶印。所以，紫砂壶上印章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。

   印章有圆形、半圆形、椭圆形、长方形、正方形、葫芦形、瓦当形、自然形和肖形等，款识字体有楷书、小篆、缪篆、隶书等，款识的内容有制作者、定制者、监制者、纪年等，还有斋名、堂名、馆名、室名，以及多种寓意的闲章。清末至民国时，更有图案化的印记和工厂、商号印款。印记一般印在壶底部、盖内、扳下等处。

宜兴窑玉麟款圆壶·清

   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，自供春制壶，壶身已有款识。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的《正始》篇中提及供春时说：“人皆证为龚，予于吴同卿家，见时大彬所仿，则刻供春二字，足折众讼云。”而且供春壶的款识是刻款。在《阳羡茗壶系》中，还提到时大彬的款识有两种方法：“镌壶款识，即时大彬初请能书者落墨，用竹刀画之，或以印记......”但在成书于乾隆丙午年（1786）的《阳羡名陶录》有关款识的文字中，却多为刻款，而未提及印记。

    根据现存的文物及藏品，我们可能发现明代中晚期的紫砂壶，多数是用楷书刻款的，而较少印款。

宜兴窑乾隆御题诗烹茶图阔底壶·清

清代，制壶人已经大多用印款，由文人撰铭则用刻款，印记与刻款并存。如文人定制，则壶身铭文用刻款，而壶底的文人斋名、堂名、馆名则用印款，制壶人则在盖、把下甚至注销下盖印章。如属制壶人制作，如陈鸣远“南瓜壶”，印记，刻款均在壶身，并亲拟铭文。刻款用真、行、草、篆、隶等书体，印记有阴文、有盖印、底印、把下印等，水小不一。曼生壶后，印记、款识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工艺要求之一。

    民国时期，一些艺人应邀在宜兴、上海等地专门为商号制壶或仿制古壶，所用印章常有商号，如金鼎、铁画轩；制壶者用小章钤作者小印，表示是仿作。印章中还有花押，即只有图案而无文字。也有过英文字母的，还有满、汉文在一起的。

  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宜兴紫砂壶，大都有“中国宜兴”、或“宜兴紫砂”四字文章。壶底或盖内钤上“狮灯”、“合梅”、“梅桩”、“洋桶”一类品名，而无作者署款，一般为大量供应的商品。

    20世纪60年代，宜兴紫砂壶工厂批量出口茶壶，底部均有“中国宜兴”四字方印，而无作者名款。偶有少数艺人在壶底或扳下用作者印款。

   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由于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，紫砂壶上不许作者署款。但由于出窑许审难以追查责任，于是便有了代表作者的数字编号，后又用木质印章，这种壶被收藏者称为“文革壶”。直到70年代末，一起只标“陶工”之类，不署个人名号。又如“长乐”印记，是紫砂工艺厂研究室集体创作的名款（也有代表个人名款而用的）。当时只有极少数艺人私下在代表自己的水平的作品上，偷偷盖上个人印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