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，收藏市场上开始有人炒作名为“文革壶”的紫砂壶，据说有三个特征：一是使用没有烧到温度的普通紫泥（这一时期使用的泥确是几年中较差的）；二是做工极其粗糙，甚至口颈处还有用刀痕迹；三是壶身的装饰为领袖头像或陶刻的革命诗词等。时至今日，还有人在作这方面的文章。对比，笔者集一些紫砂专家的意见和自己多年研究紫砂的体会，谈几点看法：

首先，“文革壶”的时间概念不清。作为一场政治运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有10年之久，从没有停工停产的宜兴紫砂工艺厂，在这10年期间至少也产生了数十万计的茶壶。如果把“文革”10年期间生产的紫砂壶全部算作“文革壶”，那么，10年“文革”期间发行的所有邮票和产生的瓷器，是不是也应照此算作“文革邮票”、“文革瓷器”？如果是这样，这么多的茶壶、邮票、瓷品是否都具备超过本身价值的特殊价值？如果“文革壶”仅指从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的最早几年，那又具体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？紫砂壶的产生没有年限的印记，不像书画作品有时间款识，又何以具体认定年限？

其次，就质量而言，作为当时宜兴唯一的紫砂生产企业，“文革”开始后，紫砂工艺厂的整体生产并未受到影响，半成品质量检验制度没有被冲掉，成型工人制作的所有半成品坯件，仍要送到半成品库一件一件验收，茶壶成型的质量基本没有下降，何来“做工极其粗糙”之特征？倒是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强调为工农兵服务，除设计制作参展作品外，全厂上下不论技艺高低，艺人们无一例外地都投入到面向农兵的产品生产中去，其中就包含了很多现今高级工艺师甚至是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，如已故大师朱可心就曾在那段时间里做过近百把“矮竹鼓”商品壶。顾景舟、高海庚、徐汉棠等名艺人也经常为产品打样，提供制作模型的母模，以及审定生产造型的的母模。应该说，“文革”期间紫砂工艺厂倒是出现了特别的产品现象，即产品的品种档次低、价格便宜，但造型特别，生产的质量与数总体水平没有下降，一些普通的商品壶为名艺人所作。

其三，“文革”期间紫砂茶壶和盖杯的陶刻装饰有所变化，所用铭文一改过去常用的唐诗宋词等古典名句，多用毛主席诗词、语录或政治口号，如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之类；因为涉及政治，工人们都刻得非常认真、精美，决不敢马虎草率。

其四，就紫砂壶的品种而言，“文革”期间的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，工厂生产的茶壶品种大体有：竹段、竹鼓、竹鼎、高梅花、矮梅花、新莲贡、上合梅、莲子、菊珠、鱼化龙、寿星、洋桶、龙蛋、盘底等。茶壶底印则统一为“中国宜兴”四字，茶壶盖内多有木质楷书印章，有名而无姓，如“金风”“洪英”“顺英”“碧芳”等等。因为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得“革命”要求，一些茶壶名称有所改变，如鱼化龙壶改叫鱼龙壶，寿星壶改叫圆形壶，洋桶壶改叫直形壶，龙蛋壶改叫蛋形壶等。以寿星壶为例，因其有1—4号4个规格，分称海寿星、放寿星、中寿星、小寿星，壶盖上钤有长方形“寿星壶”楷书木章。“文革”改名后，则称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圆形壶，壶盖上钤楷书印章为“圆形壶”。洋桶壶的情况亦如寿星壶，壶盖上易名为楷书长方形木章“直型壶”。如此等等。

综上所述，“文革壶”是一个炒作概念，它不具有经济价值上的特殊意义，也不具有特别的收藏意义。目前，市场上的所谓“文革壶”大都制作粗俗、草率，有的还搬用领袖头像，以此来强化它的“革命”意义，显然与时代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。认真一点说，炒作者实际是紫砂收藏、研究的门外汉。紫砂茶壶的价值在于它的工艺水平，而不在于附庸其间的政治涵义，甚至不完全在于它的历史价值。因而，现在大师们的高水平作品，往往比历史作品更有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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